员工从几个人变成现在的几十人
来源:    发布时间: 2021-03-29 03:17    次浏览   

当传统的赊销买卖遭遇现代商业的信任危机,贸易两端的中外生意人都受到了挑战

与印度商人遭遇的尴尬境地不同,深谙中国文化的伊朗商人哈米在义乌如鱼得水。7年前,哈米来到义乌从事纺织品采购工作。2008年,他开办了自己的公司。几年来,他的公司规模日益扩大,办公面积从一室一厅发展到现在的近200平方米,员工从几个人变成现在的几十人,公司在中国多个城市都有分支机构,贸易覆盖伊朗、阿联酋、法国、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,公司年总出口额近5000万元,自主出口额达千万元。

印度使馆的警告一度让义乌市场的印度商人陷入了两难。来义乌八年的印商兵古在义乌开办一家外贸公司,主营饰品、玩具及鞋类等小商品。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“我在义乌打工起家,做的是小本生意。以前都是把货卖掉再偿还经销商货款,但现在没人肯向我们赊账,必须一次性付清。”

7月6日晚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在位于宾王商贸区的一家印度餐厅见到了吴萍。欠款风波历经半年,浙江金华中院6月14日作出终审判决:印商拉赫贾10日内支付义乌商人丁学飞水钻货款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,印商施亚姆承担连带责任。但因本案诉讼标的有100万元人民币,两人仅愿提供1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,目前仍被限制出境。其余被欠款的15人有的已提起诉讼。

尼汀说的是,今年印度驻华大使馆在1月3日和5月21日两次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信息,警告印度贸易商不要与义乌市做生意,并警惕可能陷入漫长且可疑的司法程序中。

吴萍就是原告之一,2012年6月14日,浙江金华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吴萍胜诉,但执行问题让她犯难。“他们就在上海,但我可以去找他们吗?如果继续跟,肯定会惹麻烦,说我们涉及非法拘禁,生意就没法做了。”吴萍说。

事实上,印商与义乌商户之间的贸易纠纷并非首次。据媒体报道, 2009~2011年的三年间,每年均发生过印商拖欠义乌市场商户货款、最终通过中方外事部门斡旋解决的债务纠纷案件。

国际商贸城有6万多家商铺,5栋连体建筑排出4公里。有人用“多小杂”来描述义乌的贸易江湖。一边是来自全国的7万多经销商和20多万家供货商,另一边是来自21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外商,连接双边的是成千上万家的外贸公司。而一次完整的外贸生意并不复杂:通常外国客商需要某种商品时会联系外贸公司,由外贸公司翻译陪同,去义乌国际商贸城经销商的摊位看货,看中之后再通过外贸公司下订单,外贸公司收齐全部货物便将货物通过海运或者空运送到客户手中。

中国入世十年间,义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“洋个体户”前来淘金。四年前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寒流尚未被驱散,去年至今中东局势又动荡不已,对外依存度极高的义乌难免不受影响。“洋个体”在义乌不仅面临生存压力,越来越多的经济纠纷也考验着义乌传统的赊销模式和经营智慧。

“我只想拿回自己的血汗钱。现在法院是判他们两个人输,我却没拿到钱”。拿到判决书,义乌水钻(将人造水晶玻璃切割成钻石刻面得到的一种饰品辅件)经销商30岁的吴萍仍旧无奈。

坐在吴萍对面的印度商人尼汀的表情尴尬。尼汀和吴萍本来约在这家餐厅谈生意。“诈骗哪里都有。中国人做生意就不会骗人吗?几年前我定了一个25吨的柜子,提货时发现只有14吨。因为之前跟对方(中国供货商)有过两三次生意往来,比较信任他们,结果没想到还是被骗了。”在义乌开办外贸公司的尼汀认为,发生这样的事正常。“只是这次纠纷因印度领事官员发布警告信息,再加上媒体的炒作,才引发外界的强烈关注。”

兵古对那些犯了错误的印度商人颇有不满:“少数人不讲诚信,影响到了其他人的信誉,甚至损害了这个国家的形象。我希望他们在国外做生意能谨慎点,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牵扯到这个国家的声誉。”

国际商贸城二区三楼的小家电经营处,来自肯尼亚的丹一手拿着挑好的电动剃须刀,另一只手在计算器上迅速按下数字,递给店主看。对方朝着显示屏扫了一眼,摆摆手,也按下一个数字,并示意“不能再少了”。尽管一旁就站着翻译,丹似乎更喜欢用简单的中文加上比划,直接和中国商户谈价。

多位印度商人谈及此次风波时声称,“这仅仅是个案”。现年65岁的义乌印度商会会长拉梅西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在义乌,多数印度商人是诚信经营的。拉梅西曾在印尼、泰国、及香港、台湾多地经商,在义乌印商群体颇具威望。“我来义乌十年,从未与中国经营户发生过经济纠纷。义乌是生意人的天堂。从性价比看,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的商品能与中国货匹敌,这也是我选择留在义乌的原因。”

坐上车在三挺路的宾王夜市穿行,各式异国风味的餐厅在并不宽阔的马路两边鳞次栉比。在义乌,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商人最多,这里遍布的阿拉伯风味餐厅、到处飘扬的穆斯林歌曲、成群结队聚在一起吸着水烟的阿拉伯客商,总给人置身阿拉伯世界的错觉。

哈米也有自己的难题。对于打算长期在义乌工作生活的他来说,签证是个不小的麻烦。“外国人目前在中国的签证最长有效期是一年。”哈米认为,义乌既然有如此多的外商在做生意,就应该学习国外,给优秀的外国公民发放类似绿卡的永久居留证,这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入境签证的麻烦。

作为对外贸易的窗口,国际经济的变化同样影响着义乌的商业链。在义乌经营帽类、手套10多年的广州人林宗泽说,从十年前义乌市场发展开始,外商欠账偷逃的事件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,每当遇到经济危机,商人们资金紧张,欠账风险相应增加。

义乌种类繁多、物美价廉的小商品不仅吸引了数万印度人来这里淘金,更多的是来自中东、非洲国家的客商。义乌商务局提供的官方数据显示,目前义乌有55%的外商来自中东、非洲等发展中国家,其中中东客商已占46%。

“如果能给有信誉的外国公民发放长期签证,会吸引其他城市的外国人来到义乌。这也给外商一定的安全感。”哈米说。

对吴萍来说,被欠的钱更像是打了水漂。“为讨回欠款,我们十几家商户联名去法院起诉,每家拿十几万共凑了200万元的保证金,还付了律师费。但结果是,那两个印度人告诉你,他们还不起钱。”吴萍的嘴唇微微颤动。“我们是薄利多销的买卖人,一笔百万元欠款就能让我们血本无归。他们现在挟洋自重,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”吴萍说。

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的中国小商品城(义乌)日用百货商会会长的楼仲平认为,义乌的困境在于,义乌市场充斥着劳动力密集型产品,仍然处于产业链极低端。这样的市场环境导致了义乌小商品经营户间长期处于低级竞争中,要么降价,要么给予客商更长的账期。于是形成了义乌独特的“赊销模式”。

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哈米是义乌当地的红人:上电视、登报纸,他甚至在以中东商人为主的鸡鸣山社区担负外商社区管理。“多个朋友多条路。只要合法经营,义乌为奋斗者提供无限可能。”

吴萍说的两个人来自印度,此前在义乌经商。2011年12月,因先后拖欠义乌16家商户1200多万元人民币的货款,两人遭当地人围堵,后被诉上法庭。

事实验证了楼仲平的担忧。在国际商贸城的多家商户均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,现在做生意就像赌博,每个月几乎都会发生欠账的事。商贸城二区五金经营户朱伟玲说,“外商欠账的毛病其实是我们惯出来的。今年以来生意很不好做,为争取客户,很多经营户就在账期上竞争。你家赊一个月,我家就赊两个月。欠单多点,下单也就多一点。这导致了钻空子的不法商人越来越多。鱼龙混杂,你根本不知道哪单会出问题。”

哈米关心的另一问题是社保。目前在义乌经商的外国人极少有人取得当地社保,对于外国人来讲,在当地参保不是件简单的事。2010年4月,义乌市政府曾联合义乌商城集团、义乌人寿保险公司推出过针对外国人的意外伤害保险,但已在今年6月停止。“我们开设了公司,招聘了中国员工,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,购买了社会保险,但我却没有。”想扎根义乌的哈米一直在强调“安全感”,他希望当地能够尽快出台相关规定。

在西方加剧对伊朗经济制裁时,聪明的哈米看到了商机,“现在西方国家制裁伊朗,不愿跟伊朗做生意。但伊朗人依然需要这些商品,中国大门没有对伊朗关上。这是机会。”

这与印度市场庞大的需求不无关系。义乌海关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,今年一季度经义乌出口印度1.2亿美元商品,印度首次取代伊朗,成为义乌小商品最大出口国。“生意还得继续做,我80%客户是印度人,只是比以前更加谨慎,现在我尽量做现金交易。”吴萍说。

林宗泽看来,赊销模式容易引发外商与义乌商人间的信任危机,却无法切断双方的生意往来。义乌种类繁多、物美价廉的小商品,也恰恰是通过这种简单而古老的经营模式走向世界,“两边的机遇与风险是一样的”。